《出版人》杂志  谢明

阿来《云中记》无疑是南国书香节上的重磅发布，这既是因为题材本身之重，也是阿来思辨之重，更有着长达十年的时间之重。

灾难题材如何讲好对逝者的告慰，对生者的期待，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，并且永远有高下之分，为此阿来宁肯等上十年。

这是南国书香节读者浸入程度最深的一次活动，时而泪目，又时而满怀期待。如何将如此严肃的话题讲得引人入胜，阿来自有他的真诚和感染力。

他本可以十年前就开始写这个题材，那时候他已经是四川省作协领导，带领作家们写这个重大题材是一个任务，阿来表达了对这样大干快上搞地震文学的担忧，引起过别人的误解，他说：“我从未反对过抓这个题材，我只是反对轻而易举去面对这样严肃和沉重的题材。”

为此他宁可独自等待——这种等待现在证明了就是先验之明，大多数地震题材作品已经随风而逝，他的迟到反而契合了这个要抓精品力作抓深度的时代。

《云中记》的素材他早已有之，但文学自有其规律，不到豁然开朗喷薄而出的时刻他绝不轻易动手。512大地震的那天，他正在写格萨尔王，书架上的书纷纷掉落，一个南方文学奖的奖杯也砸了下来，他看见对面的房子晃动足有半米，墙缝里腾起了灰尘。之后的三个小时通讯全部中断。等通讯恢复了他发现可能有余震，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家了。于是他就发动自己的吉普车，吉普车上有露营的装备。

他首先想到的是救灾，在映秀死里逃生的妹妹告诉他，他们前后车辆上的全部都遇难了，他们没有被砸下真是万幸。他想参加志愿者队伍，省青联说他年纪太大不合适，于是他就联合麦家，杨红樱等一群作家，捐了几十万块钱，把钱装进吉普车就往震中跑。

车到映秀，他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，那时候100小时黄金救援期刚过，在映秀镇作业的一大群工程机械突然一起停止了下来，本来它们在灯火通明中一直隆隆地响个不停，全部停了这种安静就显得非常奇异，有遇难者家属的哭声传来，他们哭晕过去了，经过急救之后又继续哭。

阿来在吉普车里感觉到下在废墟上的小雨停了，外面有满天星光：“这是一种恐怖的安静，我希望有一种其他的声音，难道除了哭声就不能有别的声音吗？我希望逝者的灵魂能够上升为星辰，伴随他们的声音应该是庄重而美丽的，除了掩埋和哭泣，除了腐烂和悲悯我们就不能做点别的什么吗？我觉得此情此景对于逝者来说是不人道的。于是我就打开了吉普车的音响，小声地放着莫扎特的《安魂曲》。这本是莫扎特为宫廷定制的曲子，却写到三分之二就去世了，其实这是他面对自己的死亡写出的曲子。”

阿来说那时候就感觉到我们缺少一种深刻的死亡观，这个话题在传统中就意味着禁忌和恐惧，这可能就是他不会轻易下笔的理由。他本来担心《安魂曲》音量大了会让人误解为对死者的不敬，但不知不觉中，他发现车边多了几个人影，他们也在陪着他听，中间一言不发，沉浸在管风琴的嗡鸣中。这提示他也许有的东西其实是可以建立的。

之后他不断参与灾后重建，不断重返灾区，映秀的漩口中学就有很多作家的捐款。他了解得越深就越感现实之难：精神上的重建远比物质上的重建困难得多，幸存者都背着过去的重负，新组建的家庭经常带着对逝者的负罪感，“记忆太沉重了，他们无法救赎自己，我们的文化一贯缺乏救赎的能力，这和我们放不下死亡有很大的关系，其实生死皆为一体，生的意义是用死亡来宣告的。”

材料越丰富，他就越抱定了不能用灾民心态来写大地震的决心。地震之后，成都有了每年5月12日14时28分04秒拉响警报的传统，他也在警报声中年复一年重温着过去，直到去年的这个时候，警报再度响起，“我听见警报声，感觉到身体的某个开关终于被打开了，十年之后我终于哭了出来，泪流满面，不可遏止，一直哭了半个小时。然后我停下了手里的一部小说，开始写《云中记》。我本来怀疑这也是我一时的冲动，但写了一天之后，第二天还想接着写，第三天，第四天，我都想继续写……我发现我到了必须把它写出来的时候，我要写出死亡对生命的唤醒。这不是冲动。”

作为久负盛名的茅奖和鲁奖得主，阿来的写作始终保持着纯净和严肃，饱含着一个优秀作家为尽责和完美付出的最大努力，他绝不会为文学之外的任何其他目的而写，这是《云中记》“迟到”的原因，但这是一次完美的迟到，他将灾难题材的精神内核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，将死亡化为生命的礼赞，“无论如何，我要为这伟大的生命洗礼写下颂歌。”

《云中记》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页数  400

出版日期 2019年4月1日

作者  阿来